一手组建了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投资团队。2000年9月社保基金理事会正式成立。虽然当时社保基金还不能投资海外市场。社保基金理事会成立时。我们投资团队的核心工作是学习借鉴业内特别是国际养老金投资管理经验。需要选择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来管理社保基金。建立社保基金的一整套投资体系。你是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第一个兵。2001年9月形成了最初的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管理运作框架的蓝本。社保基金是国内第一个大型机构投资者。而对社保基金这样的上游机构投资者来说。
2018-03-22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透露，2017年，社保基金收益率超过9%。
此前的2001-2016年间，社保基金年化投资收益率8.37%，累计投资收益8227亿元。自2001年，社保基金以795.26亿元财政拨款启航，到2016年，社保基金管理资产总额逾2万亿。
社保基金这一业绩处于国际同行的领先水平，如著名加拿大养老基金（CPPIB）2006-2015十年间平均年化收益率为7.3%。
相比国际同行，社保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限制更为严格，投资主要是以国内证券市场为主，其中股权类投资比例至今仍不得超过四成。
更为难得的是，在大起大落的A股市场，社保基金的业绩表现了出色的稳定性，17年的投资运作中仅2008年录得-6.79%的收益，而当年上证指数下跌了65%。其余的16年中，社保基金均为正收益。
作为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上游机构投资者，社保基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引导基金业为代表的资产管理机构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规范发展上，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社保基金理事会的专业、规范和廉洁公心也一直为基金业内称道。因为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理事会的薪酬长期与金融机构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在很低的薪酬水平下做出优异的业绩，理事会赢得了业届的尊重，被公认是为“替老百姓赚钱最多的机构”。
理事会首任投资部主任李克平也备受业内敬重。李克平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于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工作近十年。此后他进入国家体改委工作，历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副处长、处长、助理巡视员、副司长、巡视员。自2001年至2007年，李克平进入社保基金，担任投资部主任。2007年6月，李克平升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秘书长。当年11月，他出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2011年，李克平调任中投公司，历任中投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一直兼任首席投资官，2016年6月退休。目前，他仍为社保基金理事大会15名理事之一，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杰出管理实践教授。
自称是“社保理事会的第一个兵”的李克平，参与了社保理事会的筹建，一手组建了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投资团队。他带领其团队，作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从无到有，建立社保基金的一整套投资体系，并在10多年的投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市场的投资理念，尤其是其带领团队独创的社保基金的资产配置理念，更是以出色的投资业绩丰富了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管理方法，得到了广泛称赞。
在基金业成立20年之际，李克平接受了中国基金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相当认真，因为担心在回忆的时候难免会修改或美化过去，他查阅了早期的工作笔记。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李克平首度对媒体讲述了他在社保基金的11年往事：
从社保理事会筹办到成立三年仅只有38人，到几个官员带领一帮学生建立社保基金投资体系；
从社保理事会在山沟沟里进行的神秘选秀，到透明化的投后管理；
从2005年上证指数1000点附近加仓，到2007年5400点开始减仓；
从A股的庄股文化到基金行业的重大缺陷；
从价值投资到配置管理……
李克平讲述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遮不掩，真诚坦率，不矜不伐，专业严谨，有大量的精彩故事是首度公开，更有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刻理解和投资管理的真知灼见。
以下是专访实录。
首任理事长刘仲藜挑的“第一个兵”
中国基金报：2000年9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成立，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成立的背景吗？
李克平：2000年，中央酝酿成立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时任总理朱镕基是主要的推动者。
成立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一个基本背景是，1997年启动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朱镕基总理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养老安置等问题非常重视，并投入了非常大精力身体力行去调研。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一个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这就将社保体制的完善和改革推到了前台；而中国的失业、养老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个人账户空账、未来的老龄化的压力，都是成立社保基金的主要动力；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国家需要战略储备来应对特殊情况下的需要。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2000年9月社保基金理事会正式成立。
中国基金报：据说，你是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第一个兵？
李克平：根据中央决定，国家体改办主任刘仲藜出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第一任理事长。2000年8月，他找我谈话让我加入即将成立的社保基金。
我是他的下属，当时在国家体改办宏观司任副司长。坦率讲，一开始我并不愿意去。我很喜欢研究工作，更喜欢留在宏观司做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的研究。
后来，领导给我透露了一个信息：2001年政府机构将会有很大调整，体改委将并入国家计委，成立发改委。这个消息让我改变了主意。在体改办做政策研究，是我喜欢的工作，但我不喜欢也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
于是，我就成了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第一个兵，参与筹建。
我最早认识刘仲藜，缘于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体改委宏观司起了比较重要的推动作用，我跟刘仲藜、项怀诚都是在那时候认识。1998年刘仲藜由财政部部长转任国家体改办主任，成为我们的直接领导，因为宏观司的很多工作，我经常需要向他汇报、沟通，一起出差、调研的时候也不少。我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也努力做到不辜负他的信任。还好，没听到他说后悔选了我。
成立三年，管理1325 亿
全部人员才38人
中国基金报：社保基金理事会作为国务院下属事业单位，在早期怎么定位？
李克平：社保基金理事会成立时，朱镕基总理就和刘仲藜理事长达成共识，要把社保基金办成一个全新型的机构，而不是传统的政府机关。社保基金理事会有一个很特殊的起点，就是去官僚化的方向和定位，这对理事会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0年，在讨论理事会的架构时，决定只设四个部门，办公厅、投资部、法规部、财务部，后三个部门正好覆盖了投资的前中后台。当时，政府机关普遍存在庞大的行政后勤、三产等等，我们全部都不要。
理事会在成立时也没有配备公务车，是所有政府部门和国务院直属机关中第一个试行公车改革的单位。理事会非常精干，行政后勤人员非常少，只有必须才配备，比如财务必须要两个人，机要必须要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所有行政后勤诸如设备采购、资料打印、机要邮件、办公用品等等，所有的杂事都由一个人干，这个人就是处长。
为了尽量简化机构，成立之初，理事会的编制是50个人。到2003年理事会成立三年，刘仲藜退休时，理事会全部人员也只有38人。
2000年底，办公厅的核心人员陆续到位，财政部会计司的沈晓南也调来负责财务部。2001年2月理事会开始逐步面向社会招聘，组建团队。
2001年，是社保基金创业的激情岁月。那时还没有建立行政管理等级，没有定科长、副处长、处长，大家都很平等。
我是投资部主任代管法规部，因此投资部和法规部完全是在一起工作，工作也是统一安排。
到2001年底，两个部门加起来一共十几个人，他们也没什么头衔，非常平等，扁平化的管理。我完全是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工作经验来安排工作，争取让每个人都能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积极性。遇到重大项目，就找一个组织能力强的来牵头，牵头的人也没有行政职务。项目做完了，项目组解散。
某种意义上，我算一个连接点。大的决策、大的方向由理事长、副理事长等领导决定。对于这些领导来说，按他们过去的经历，从人数来讲，社保理事会这只队伍真是太小了，但他们都很负责。我在理事会领导和投资与风险管理团队之间算是承上起下，我开玩笑说我像个工头，会给大家派任务，一起讨论，验收结果，向上面汇报。当然，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学习。
一个官员，带领一帮学生
干了一件大事
中国基金报：你们当时的投资团队主要是应届毕业生？
李克平：是的，我们团队绝大多数都是刚毕业的研究生。这并不是我们不想招业内有经验的，而是比较困难。一方面，理事会是新机构，大家缺乏了解。另外一方面，与证券行业相比，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待遇太低。尽管当时朱镕基总理提出，理事会要在薪酬激励机制作些安排，招聘高素质的人才。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和尝试，但不可能改变理事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大背景。
也有一些证券从业人员来应聘，在面试后，我们觉得投资理念不合，不是我们需要的人。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很不规范，业内人士在A股市场上获得的投资经验，比如内幕炒作等，我强烈感到不适合理事会，这不是真正规范运作的投资能力。最后，我们只招收了两个证券从业人员，其中一个就是后来出任投资部主任的詹余引。他当时已经在业内工作过十年，我招聘时与他聊，他思路清晰，心态平和，有业务操作经验，他表示看好养老金管理机构未来的发展，他后来的确也在投资团队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这支投资团队几乎全是研究生，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几乎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全新的蓝图。他们良好的素质、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敬业精神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他们的战斗力也非常强。我觉得非常幸运。
正因为这是一支学生兵，大多数是单身，工作晚了，他们就铺张报纸在办公桌上、椅子上睡觉，不回家了。这是一个常态。当时华为提倡床垫文化，有同事家属在华为，提出是不是也要在办公室放行军床。
在整个筹建过程中，大家表现出来相当的忘我和刻苦。第一年我们平均工作到接近子夜，大家平均都是快十二点才回家，经常讨论到半夜两三点。当时，我们团队流传一个趣事。有个已婚同事，夫人半夜两点多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解释说，还在会议室开会讨论文稿。他夫人不相信，说哪有一个机构半夜两三点还开会？其他同事就在电话边起哄。后来，这位同事只得让我来接电话。我解释说，确实是在开会，不是在卡拉OK里唱歌。
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也需要保持比较好的精神和体力。我们团队都很喜欢运动，喜欢踢球、打羽毛球，在体育素质上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象风险管理的卢安平就是非常优秀的足球前锋。我们要玩就拼命玩，要干就从早到晚没日没夜地干。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团队，他们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很自信，都很坚持，多数人都相当有个性，完全不是一类性格。在讨论业务时，他们各自都有学习能力的强项，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事情争论得都非常激烈，但不影响大家的合作，大家也很平等。这让我在有限的人员中，可以听到更多的差异化的意见，非常受益。
我相对来说，算是比较愿意兼收并蓄，倾听意见，不排斥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不同的意见反而需要认真听，搞清楚他的逻辑，听明白了，你可以不赞成，如果你只是因为不同，就不听，或者结论观点跟你不一样就不听，那是你自己的损失。因为任何一种风格都会有局限性，每一个人都有局限性。
那些年的日子，大家都觉得挺值得留恋的，虽然条件差、业内挖角的很多，我们前十年人员还很稳定。
中国基金报：这么辛苦，待遇也不高，为什么团队还很稳定？
李克平：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是创业期，大家都很有激情，都非常热爱这份工作，都很敬业，彼此也能从对方身上从这个大平台上学到东西，大家在一起工作心情很愉快。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很多学习机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成熟的机构，你只能做一件事，而在理事会处初创期，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情，涉及的面很宽，锻炼的机会更多，你的提升速度取决于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
2001年，我们基本上是在研究借鉴，做建立制度、投资原则和流程的筹备工作，在成熟机构，这类事情往往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去做。而在我们团队，就是由刚参加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去做。很多业务规则都是他们制定的，是他们经过学习借鉴比较以后相信的东西，他们自然会按照这些规则去做。又比如，成立初期有大量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需要和政府部门沟通，这也让他们对政府相关法规制定有了第一手的体验。如果在一家成熟的机构，你不可能经历这个过程。这个团队从一张白纸开始，从零到一，这种经历和经验很难再现。
而且，大家也真心认可，管理社保基金是给全国人民做事，给全国人民挣钱，这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激励。虽然自己拿的钱少，但在心里也会觉得平衡、坦然一些。所以，尽管工资很低，有时意见也很大，但大家还是坚持了很多年。
现在，回过头来想，理事会的成功也是有各种机缘巧合。从体制的角度这个过程无法复制。如果现在再成立一个社保基金，用这种方式就很难做起来。招人就很难，现在人才流动性太强了。
我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能够参与社保基金运作，通过团队的努力，使社保基金成为机构投资者的代表，在机构投资领域建立了模板范式，对我来说也是很幸运的。
虽然投入很大，也挺累的，但的确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和整个理事会团队在一起，很投入也很专注的工作，是很快乐的。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团队中多数人都挺怀念当初的时光。
中国基金报：你们早期做了哪些主要工作?
李克平：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分为三部分：国家财政拨款、国有股减持、彩票收益，2000年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国有股减持的规定。
早期，我们主要是和有关政府部门沟通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包括社保基金理事会如何定位、如何开展工作、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及相应法规的制定等等。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落实《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集中在社保基金怎么运作，投资管理如何约束。这些都需要明确、详细的规范和指引。比如股票投资要求委托管理，需要选择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来管理社保基金，这就涉及投资管理机构需要具备的资质和要求以及如何进行遴选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与相关部门沟通落实社保基金如何依法合规开展工作。社保基金是国内第一个大型机构投资者，与相关专业机构的合作，从建立账户到委托管理、托管业务、清算等等具体业务操作，涉及对证券、基金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具体条文的理解，需要有关部门进行界定。比如，社保基金会委托多家机构，多个账户与一个最终管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符合《证券法》对证券投资账户的规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与证监会、交易所、清算机构去沟通。我们要求规范透明，法在哪里，规是什么，必须明确，才能合法合规去工作。
此外，我们也开始研究养老体系，学习与了解国际上的动向与变化，我们去到香港调研了强积金与盈富基金，了解相关问题，包括基金的出售与公有收入之间的关系。
中国基金报：也就是说，你一个官员，带领一帮学生，建立起了社保基金的投资框架和各种法规。
李克平：说我是官员也可以，我自己不愿意把我当官员，第一我对标准的官员风格不喜欢，第二我进入体制也是因为喜欢宏观经济和体制改革政策的研究，我更偏向于研究提建议。
2001年，我们投资团队的核心工作是学习借鉴业内特别是国际养老金投资管理经验，建立自己的投资管理模式，边学边干。
国际机构有成熟的养老金投资管理经验，也有几十年以上的在国际市场上运作养老金的模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叠加庞大的人口，未来可供管理的养老金基金数量巨大，他们有极大的兴趣尽早介入这个市场。所以，国外资产管理机构非常关注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这让我们向他们学习比较方便。
虽然当时社保基金还不能投资海外市场，但不少机构有前瞻眼光，不计较短期的得失，表现出相当的耐心和热情，通过面对面交流、提供材料、回答问题和短期培训等，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原始的模板和养老金投资管理业务相关的经验，包括流程、产品设计、风险管理、资产配置等，构成了我们最早对这个领域的具体做法和模式的认识。
我们白天听讲座，晚上讨论并整理材料，消化这些内容。学习、借鉴和建立几乎是同时进行，这是一个流水的过程，学到新的再加以补充，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不同机构之间有一些差异的时候，会反复讨论怎么理解。
半年以后，我们陆续开始收敛，集中到整理和建立理事会的投资管理运作框架。2001年9月形成了最初的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管理运作框架的蓝本，包括配置、组合的建立、外部的投资管理人、托管和风险管理体系等等，还有，怎么去评估管理人？对管理人的调查问卷等工作也基本形成。
在建立整个投资架构时，理事会领导对团队非常信任，只提出了四个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国际惯例、规范化，具体事情管得很少。理事会领导很有前瞻性，提出不能按照现在市场的运作方式去设计社保基金，要学习国际经验，规范化运作。这确定了标准和方向，整个投资团队也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
坚持用正确的理念和方法做事
宁肯不被理解，也要规范运作
中国基金报：有哪些印象比较深的境外机构？
李克平：国外机构总体上都很友好，他们希望通过真诚地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当时对我们帮助比较大的有道富银行、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施罗德集团，INVESCO, 还有后来被JP摩根收购的富林明等等。
富林明在台湾地区有丰富的经验。台湾地区的经验跟我们更贴近，好理解容易借鉴。台湾地区给我们提供的管理人调查问卷等资料都是中文竖排的版式，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台湾地区的经验很多来自于教训，国内当时的二级市场很不规范，台湾地区的证券机构也存在很多问题。富林明还给我们介绍了台湾的四大基金，包括退抚养老金。因为当时台湾方面对与内地的接触还有限制，我们与退抚基金进行了不公开的接触，她的“总设计师”给我们介绍了退抚基金在投资设计中的经验教训，包括救市的问题、如何选择管理人等等。
境外机构的认真程度超出我们的预期。比如，我们交给他们很多问题单子，希望他们提供材料或者来人给我们讲课。他们用大量的数据和论证，回答我们的每个问题，并装帧成精美的文件，然后一大摞背过来，让我们非常感动。
印象深刻的还有 Capital，《长线》就是写这个资本集团的，威灵顿也不错，这是两个有长期历史和强大基本面研究的资产管理公司。他们介绍的内容有深度。这些公司后来也在变化，其中一些原因很值得探讨。
中国基金报：跟国内机构的沟通情况呢？
李克平：国内机构提供的帮助更具体。比如社保基金投资产品的设计怎样才更符合国内市场的特点，业内就给了我们不少启发和帮助，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操作的。
比如委托管理人投资股票，仓位应该多高？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当时争论很大，我们花了特别长的时间讨论，国内机构普遍认为仓位应该是0-100%，但几乎所有的国外同行都是接近满仓，那在中国到底怎么做？
这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养老金这样的大型机构，如果所有股票产品的仓位都允许0-100%，意味着配置就乱了。
因为委托时是按股票来配置的，风险敞口是股票，如果组合是五成债券五成股票，就不是股票敞口了。如果所有的股票产品都拿更多的债券，意味着社保基金整体的股票配置非常低，很可能踏空。
进一步，如果组合经理随意调整仓位，就意味着理事会放弃配置，就没有配置的概念了。而对社保基金这样的上游机构投资者来说，配置是至关重要的，要把握中长期趋势和各类资产的特点，进行中长期布局，而不是跟着短期市场波动去调整仓位。
还有基准是什么？跟踪误差设多少？这些问题，我们也经过了反复的讨论。我们给出的基准，不仅要衡量业绩，也是投资的基准，可以有偏离，但不能太大。
因为组合经理往往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或特点，可能比较集中持有自己偏好的行业。个体投资者、基金经理与上游机构投资者考虑问题的基础不一样，站在纯组合的角度，当然可以集中，比如巴菲特，只投资自己熟悉的公司，但这种模式不适合社保基金，不能混淆我们的立场和需要。
因为每个行业的周期特点是不同的，如果管理人完全根据自己的偏好来投资，会出现不可把控的随机性，而随机性是社保这样的上游机构最不想要的，大型机构需要有清晰的配置思路和方向，建立在充分研究和可证伪基础上，这样才能在后来的工作中，比较有效地评价管理人做的对错并进行改进。对了知道是怎么对的，错了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这样不断修正，长期来看赢的概率会大一些。这对委托管理人的要求会更高，基金经理需要更成熟，覆盖的行业更全面，也需要更好的投研结合以及一个强大的研究团队。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我们都会体现在对投资管理人的调查问卷中。
中国基金报：对投资管理人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什么内容？
李克平：我们在研究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公募基金业影响比较大的、对投资管理人的调查问卷，这是我们与业内互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和载体。
这个调查问卷浓缩了社保理事会对投资管理人的看法、要求和需要具备的条件，其中包括怎么去观察、了解、透视管理人的方法和内容。
与国外机构的交流是这个问卷的主要来源。
国外大量的养老金机构也会有对委托管理机构的调查问卷，我们先是简单搜集了很多份国外机构的问卷，通过合并同类项得出了一个巨长的问卷，然后逐条讨论，第一稿压缩到一百多个问题，比较全面，但有点长。我们最终使用的问卷在一百个问题左右。
在形成问卷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较多考虑了怎么适合中国市场，也与国内机构进行了比较有效的交流，我们了解到国内的机构大概是在什么状况，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他们认为哪些是无效的，这个反馈对我们很重要，使我们对市场的认识大大加强，也使得调查问卷在修改过程中更符合中国市场的实际。
当时，业内相当强烈地认为社保的调查问卷过于西化，照搬国外的东西有点多了，与中国市场脱离太远。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全部吸收业内的建议。在我看来，这有一个理念的问题。
当时的A股市场，内幕交易、庄股炒作等现象严重，短期投机盛行。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客观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完全顺应A股市场的状况，用短期投机炒作的实用理念来确立我们的投资思路呢，还是应该特立独行、规范运作？这是一个选择。
我们坚持，用我们认为正确的理念和方法去做事，宁肯不被理解，也要规范运作。